疫情武器化：美国的拿手好戏！******

　　｜｜玉渊谭天原创漫画

　　最近，谭主观察到，又有一些人坐不住了。

　　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防疫政策调整。讨论和沟通的过程中，共识在增多。恰是此时，一些“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唯恐天下不乱。

　　这些声音，总是特别会“挑时候”，尤其是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

　　其实，疫情暴发以来，美国的污蔑和攻击就从未断过。如果我们把它放到过去三年的时间周期去分析，就可以发现，他们指手画脚之时，也正是露出马脚的当口。

　　“疫情”被美国变成了攻击他国的武器。应用大数据，我们呈现三个切面。

　　第一个当口，是2020年4月，这也是美国第一个新冠肺炎死亡人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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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免好奇，这样的时刻，美国关注的焦点是什么？联合专业大数据机构，我们分析了美国2020年4月的疫情报道，发现，“口罩”是一个焦点。

　　毕竟疫情初期，戴口罩是事关每个人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防控措施之一。分析关键词，得到了这样一张图：

　　可以看到，关于“口罩”的报道中，“中国”成了最高频的关键词，除了“中国”一词之外，美国媒体提到最多的，是“市场许可”。

　　2020年4月11日，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公示，有46家工厂位于中国的口罩生产商已经获得紧急使用授权（EUA）。

　　根据美国法律规定，没有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美国之外生产的口罩以及其他医疗物资，都不能在美国市场出售。获得了紧急授权，也就相当于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许可。

　　为了得到口罩，美国甚至开始给中国“特殊待遇”。

　　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举动，不可谓不讽刺。

　　打开国门之前，美国对中国口罩，是完全相反的态度：

　　2020年3月28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公布获得紧急使用授权的他国标准口罩清单，将中国口罩排除在外。

　　换句话说，美国并非意识不到佩戴口罩的必要性，关键是，在此之前，美国一直把中国佩戴口罩当成攻击的目标。

　　美国政府没有把佩戴口罩当成一个纯粹的公共卫生问题，而是当做制造“政治病毒”的武器。

　　还有个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我们抓取了2020年2月，武汉疫情较为严峻的时刻，美国媒体对“口罩”的报道，得到了一张和2020年4月的对比图：

　　“公众情绪”“人权”“封城”……看这些关联词就能发现，这些报道背后都有一个相同的指向——抹黑中国的防疫政策。

　　疫情本身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美国非要关联上政治体制，关联上“民主自由”。中国民众戴口罩，就是不“自由”、没“人权”。

　　为了攻击这一防疫措施，美国政府不断渲染“口罩无用论”，美国媒体，也将“戴口罩”炒作为“东亚病夫”。

　　知名政治学者王绍光曾围绕当时的“口罩之战”写过文章，做过分享，他提过，当时西方国家给中国开出的“药方”是，中国要克服疫情不是靠戴口罩，而是靠所谓“自由”、“人权”。

　　而口罩所代表的抗疫污名化，只是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一部分。

　　事实是，病毒不分国界，不看制度，数据不会骗人。

　　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刊登的一则研究，分析从本国疫情暴发初期到2020年5月9日之前200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数据，结果发现，根据特定的死亡率计算模型，不支持带口罩国家，其死亡率每周增加比例，是有政府政策支持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国家的3.8倍。

　　事实上，戴口罩本就是应对流行疾病的正常操作，全球都是如此。

　　而美国政府，却将疫情“恶毒化运作”，强行将这一行为做政治关联。当很多美国人因为其政治关联性，对是否“戴口罩”犹豫不决时，暴发初期的疫情，几乎失控。

　　美国官方通报的所谓首个新冠确诊病例的时间，是2020年1月21日，1月底至2月初，美国的确诊病例主要由境外输入。但在2月底至3月初，短短3周时间里，美国新冠确诊病例数增加了1000多倍。到4月，美国的死亡病例数，达到这一轮疫情的峰值。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美国政府不得不自己打自己的脸，从对中国口罩的批评，转向对中国向美国出口口罩的“请求”。

　　这也才有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紧急授权。

　　本来是疫情防护屏障的口罩，却成了美国攻击他人的武器。

　　再看一下这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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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2020年末到2021年初，美国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死亡人数的最高峰。

　　在疫情“最黑暗”时刻就任的新一届美国总统，抗击疫情成为了其最重要的议程。他就任的第二天，就在白宫宣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家战略。当时，他举着这份厚达百页的文本表示：

　　这份战略基于科学，而非政治。

　　新一届政府需要树立“科学抗疫”的形象，来区别于上届政府，恢复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开源信息，记录了美国卫生信息报告体系的“科学”成色：

　　由于美国没有足够的人员来处理大量的病毒检测，美国新冠检测要等10多天才会出结果；

　　这些结果会以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给州公共卫生部门，工作人员需要数天的时间将结果手动输入卫生系统；

　　感染患者无法立即甚至不会回应州卫生部门的询问，工作人员难以追踪密切接触者；

　　州与州间的系统并不兼容，这导致跨州病例无法追踪。

　　种种原因，让美国各州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飞”。巨大的难度，让数十个州的卫生部门早早就放弃了对新冠密接群体的关注。

　　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就是靠着这样“拼凑”起来的数据，识别和检测整个美国的疫情状况。美国政府，也正是靠着这样的数据，来制定应对疫情的相关决策。

　　结果，可想而知——各种变异的毒株，在美国肆虐。

　　在比对全球流感病毒交互数据库Covariants统计信息后我们发现，2021年6月，是美国病毒变种的“变动期”——当时，美国的主流毒株正在从阿尔法毒株向德尔塔毒株转移。

　　德尔塔的传播性更强，但刚才我们也说了，由于没有流调能力，在面对新的毒株时，美国政府基本上是束手无策。白宫官员自己承认在德尔塔毒株蔓延的地区，政府派出的特别医疗队“基本无法推进任何抗疫工作”。

　　那时的美国政府，把注意力放在了哪儿呢？

　　通过对美国公开媒体数据的挖掘我们发现，2021年6月，是美国炒作新冠病毒溯源最“卖力”的时刻。

　　｜｜数据来源：2021年美国媒体公开报道数据；全球流感病毒交互数据库Covariants

　　在疫情防控使不上劲的美国政府，只能在抹黑与“甩锅”上费尽心思。谭主之前做过不少“溯源美国”的报道，有一期视频最近又被翻出来，在各个群里广泛传播。根据最新披露的消息，在乌军事生物研究项目涉美情报机构和药企。

　　大家的眼睛，也都是雪亮的。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多个政党、社会组织和智库向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提交《联合声明》，坚决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

　　美国政府，嘴上谈的都是科学，但实际上，都是将疫情武器化的操作。一会儿要把溯源的脏水泼向中国，一会儿又在说“担忧”中国可能会出现新冠病毒的新变种。

　　看起来，美国在讲科学。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们再次从全球新冠病毒GISAID数据库中调出了中美两国新冠病毒分支的数据：

　　｜｜根据全球新冠病毒GISAID数据库开源数据，对比中美疫情三年出现的新冠病毒分支类型与数量

　　可以看出，中国发现的新冠病毒分支寥寥可数，在高致死率的德尔塔毒株大行其道时，中国的新变种分支极少。

　　而美国，几乎流行过疫情暴发以来所有新冠病毒变种毒株及其分支，是存在新冠病毒变种毒株最多的国家之一。

　　美国，完全称得上是新冠病毒变异的温床。这样的美国竟然还在担忧别人，未免有些太讽刺了。

　　当用武器化的方式处理科学问题，结果，就是如此。

　　最近，美国新冠感染者住院率仍在持续攀升，美国疫情又达到一个高峰。

　　按照过去三年的套路，每当这种时候，美国必定会拿中国说事。中国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公布“新十条”之际，美国看到了继续抹黑、攻击中国的机会。

　　这是2022年12月7日到2023年1月5日，美国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关键词：

　　可以看到，除了病毒变种之外，美国开始提中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提通胀，提供应链，换句话说，美国开始唱衰中国的经济。在一篇报道中，美媒就提到，中国疫情会对供应链造成影响，经济复苏面临不确定性。

　　讽刺的是，在中国疫情防控政策还没调整时，美国，说的也是这一套。

　　这是2022年6月一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媒体报道中国疫情的词云图。

　　“不确定性”正是当时美国媒体提到的高频词。与不确定性相关的，还是通胀、供应链、投资、贸易。对比来看，这些与供应链相关的关键词与中国优化疫情政策之后高度重合。

　　可以看出，其实无论中国防控政策怎么样，美国都会借着疫情挑事，找其他议题做陪衬。

　　围绕经济议题“打冷枪”，就是美国把疫情武器化的工具之一。

　　上一个阶段，美国用政治化的病毒溯源抹黑中国无果，现在，美国又想着通过抹黑中国经济来“孤立”中国。

　　说来说去，不管中国怎么做，在美国政客的嘴里：中国怎么做，都是错的。

　　但事实呢？去年1到10月，中国对世界出口贡献度稳居首位。过去三年，中国稳链保供，有力地支撑了世界经济复苏。

　　美国呢？肆意发起单边制裁，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造成巨大冲击。

　　去年，美国激进加息，引发全球范围的加息潮——全球有近百家央行启动加息，这使全球经济出现衰退的概率大增，今年刚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宣布，将有三分之一的经济体面临经济衰退。

　　一直逆世界而动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美国甩来的“锅”，中国，不接。

　　让我们再来看看2020年5月，美国全面放开时，美国媒体是怎么报道自己的：

　　可以看到，当时，美国媒体提到的是民众健康、经济复苏以及公众利益。

　　我们也想问问美国媒体：

　　美国政府口口声声说要考虑公众利益，但有100多万名美国民众死于新冠，这怎么解释？

　　美国政府口口声声说关心民众健康，但美国人均预期寿命缩短至76.4岁，倒退到1996年的水平，这怎么解释？

　　美国政府口口声声说要促进经济复苏，但美国通胀高烧不退，这又怎么解释？

　　对于美国费尽心思想要炒作的中国经济的问题，我们也有一组数据——中国贸促会近期对160多家在华外资企业和外国商协会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

　　｜｜99.4%的受访外资企业对2023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更有信心；

　　｜｜98.7%的受访外资企业表示将维持和扩大在华投资；

　　｜｜89.8%的受访外资企业表示将维持在华产业链；

　　｜｜10.2%的外资企业计划将国外产业链转入中国。

　　美国妄图利用病毒制造的“经济伤害论”叙事显然站不住脚。最近几天，新毒株XBB1.5又成为了美国新冠病毒优势毒株，美国，仍在想方设法将疫情武器化：

　　率先对中国游客采取入境限制措施，还想推动盟友，但忙活了一圈，适得其反。

　　正像欧洲航空协会（A4E）、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和国际机场理事会欧洲分会（ACI Europe）的联合声明中所说的那样，对华旅行限制这是一种未经思考的“下意识反应”。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已经做出评估，中国目前流行的毒株不太可能影响欧洲当下的疫情。

　　于美国而言，与其四处指指点点，不如认真做好国内防疫的工作，自己的防疫一团糟，没有任何资格指手画脚。

　　在美国眼里，疫情不是一件单纯的公共卫生事件，而是一个可以操弄各类议题的武器。而这，才是世界难以走出疫情阴霾的最大阻碍。

　　接下来，美国无非还想利用中国政策调整的转段期，变为遏压中国的窗口期。这种落井下石的行为，是美国一贯的做法。

　　遏制他人，换不来美国的发展。发展，靠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而美国似乎还没想清楚。

　　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谭主）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这些重要论述，明确了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战略意义，深化了对创新发展规律的认识，完善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体系布局，为新时代新征程更好发挥企业创新主力军作用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

　　充分认识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重大意义

　　（一）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要牢牢把握创新第一动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推动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企业是市场主体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创新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创新事业的重要策源地，为国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质量改善作出了重大贡献。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不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持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支撑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二）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迫切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创新这个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抢收新科技浪潮的“科技红利”。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是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需要，也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需要。只有不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才能增强工业体系和产业体系的活力和竞争力，不断催生新市场和新需求，培育形成完整内需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三）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所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始终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企业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有利于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化水平，发挥创新要素集聚效应，构建协同高效创新体系。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优化创新布局，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更好把科技力量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准确把握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主要任务

　　企业是一大最活跃的创新力量，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关键在于实现创新体系协同高效、科技经济深度融合、创新生态优化完善，建设创新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

　　（一）构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培育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解决好“由谁来创新”“动力在哪里”“成果如何用”等问题，促进创新主体充满活力、创新链条有机衔接、创新效率大幅提高。支持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等组建创新联合体，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打造关键技术自主创新的“核心圈”，构筑技术和产业的“朋友圈”，形成带动广泛的“辐射圈”，推动重点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二）塑造大中小微科技企业协同高效的创新格局。着力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全面建设创新型企业。科技型骨干企业要发挥引领支撑作用，更好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主动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推动大企业积极开放供应链，以大企业为龙头，结合中小微企业的创新灵活性，形成协同、高效、融合、顺畅的创新生态。培育企业创新平台和基地，整合集聚优势资源，促进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合作对接。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激发涌现更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三）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强化企业创新资源要素集聚能力，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创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流动，营造充分释放企业创新活力的良好环境。坚持以科技自立自强为引领打造创新链，以提升韧性和竞争力为重点巩固产业链，以金融为纽带优化资金链，以人才队伍建设为抓手提升人才链。加快推动产业链完善升级，做好关键领域的固链、强链、补链、控链和融链，引领全链贯通和全要素融合创新，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自主可控。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关键举措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作出全面部署，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部署，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抓好贯彻落实。

　　（一）推动科技企业融通创新，全面提升创新链产业链水平。充分发挥企业市场主体和产业主体作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明确科技型骨干企业的主导地位，推动大中小微企业发挥能动作用，融通创新链产业链，全面提升创新链产业链水平。一是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科技型骨干企业要健全科技与战略管理职能，加强重大创新成果产出、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高端人才队伍建设等，成为原创技术策源地。聚焦产业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以及全链贯通、全要素融合的系统性创新和集成性创新，将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深度耦合，实现体系性突破。引导科技型骨干企业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和平台，超前布局产业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开展前瞻性、储备性基础研究，以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在解决重大工程科技应用问题中总结归纳科学原理，以应用研究倒逼基础研究。推动科技型骨干企业向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中小微企业开放创新资源、提供技术牵引和转化支持，构建创新协同、产能共享、供应链互通的新型产业创新生态。二是推动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为创新重要生力军。要加强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的支持，加大科技项目、人才计划等开放力度，着力提高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赋能活动针对性、政策扶持精准性，健全准入规则和退出机制，积极培育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要瞄准所属细分领域加大创新投入，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技术，努力成为专精特新的创新主体，实现创新创富。三是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微企业融通创新。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领域，大力推进服务型共性技术平台建设，增强对企业的服务支撑能力。培育大中小微企业融通创新平台和基地，促进产业链上中下游对接和大中小微企业之间的业务协作、资源共享和系统集成，形成良好的产业链知识技术流动机制。创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推动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企业开放，加快科技成果在企业转化和产业化。

　　（二）以企业为主导，打造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以企业为核心构建科技和产业之间互融互通的桥梁纽带，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一是发挥企业产学研主导作用。促进科技成果更好由企业使用，逐步形成领军企业牵头、高校和科研院所协同推进的新局面。进一步强化企业作为出题人、主答题人和阅卷人的地位，推动更多任务由企业提出、企业成为研发主体。完善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协作机制，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多形式合作关系，全面提升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引导产学研等多方主体的协同联动和科研成果的贯通式转化。二是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围绕事关国家安全、产业核心竞争力、民生福祉的重大战略任务，持续推进科技项目的“揭榜挂帅”“赛马制”，鼓励更多企业牵头和参与创新活动。推动企业牵头或参与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工程中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建设。三是引导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利益分配和风险控制机制。完善的利益分配和风险控制机制是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行稳致远的有力保障。要加快扭转我国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不畅、转化动力不足、转化机制不健全、高质量专利数量不够多的现状。兼顾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利益诉求，充分考虑创新的贡献率，明确界定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责、权、利，探索通过成果权益分享等方式合理分配创新成果。建立健全风险控制机制，完善风险评估体系和风险共担机制，拓展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和风险资金，有效应对成果转化风险、创新失败风险，提升创新容错率。

　　（三）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整体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强度。构建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机构为支撑、社会资本为补充的多元化科技投入体系，整体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强度。一是扩大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规模与水平。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资金支持等方式组合，优化政府资金投入结构，建立多层次支持体系。在创新准备环节和研发环节增加或强化专门针对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引导税收优惠政策适当前移，推动普惠性政策“应享尽享”。细化财政补贴制度，对企业创新进行分环节分阶段补贴，重点加大初创环节补贴力度，培育扶持一批具有创新前景和商业潜力的科技企业。二是优化金融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政策工具箱，货币政策工具定向支持科技创新，优化金融体系风险监管追责机制以及考核体系，提高科技金融风险容忍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企业创新的支持，探索利用数字技术为企业增信，解决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拓展优化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新材料首批次保险补偿和激励政策。三是畅通科技企业市场融资渠道。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链衔接。持续推动创业板、科创板、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制度创新，完善股权融资的资本市场体系。促进创业投资发展，鼓励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支持引导投资机构聚焦科技企业开展业务。支持科技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融资，满足科技企业多样化融资需求。

　　（四）进一步优化政策与环境，促进各类创新人才向企业集聚。营造企业创新人才良好发展环境，畅通人才流通渠道，提升企业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容纳力，促进创新人才向企业集聚。一是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弘扬企业家精神，培养富有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企业家。加强对企业家的战略引导和服务，支持企业家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赋予企业家在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立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决策方面的权利。鼓励企业家与科学家深度合作，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加快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二是推动企业培养一大批创新人才。鼓励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成为应用型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的共同体，围绕国家重大产业布局，加快推进产学研合作教育，大力培育工程技术人才、科学人才、引领人才。深化产教融合，完善校企联合培养机制，支持领军企业与高校联合办学育人，培养一大批卓越工程师和大国工匠。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各方面积极参与和支持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三是畅通创新人才流动渠道。破除人才流动中的体制壁垒和机制障碍，畅通科技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流动渠道。推动人才跨领域、跨区域、跨部门一体化配置，促进城乡、区域、行业等之间人才顺畅流动，鼓励更多科技人才支持艰苦边远地区等地企业创新发展。搭建人才沟通交流平台，为高层次科技人才开设绿色通道，加速科技人才向企业集聚。

　　（五）营造良好企业创新生态，激发科技创新内生动力。加快建立协同创新机制，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打造开放协同高效的创新环境。一是充分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活力。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赋予企业创新更大自主权。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企业科技评价体系，落实国有企业创新的考核、激励与容错机制，健全民营企业获得创新资源的公平性和便利性措施，形成“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的政策环境。优化评价、服务、支持、激励政策，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自主支配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核心技术人员权利保护力度，健全人力资本定价机制，完善知识产权、技术交易市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培育科学精神、发展科学文化，塑造企业创新文化，营造尊重创新的社会氛围。二是统筹推进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发展。优化全国范围内科技创新的空间布局，重点打造以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代表的世界主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增强科技创新的国际集聚带动能力。地方政府立足当地产业优势，以领军企业为中心整合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资源，承接以产业为导向的科技计划任务，建立特色化协同创新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构建区域创新合作与交流平台，破除行政壁垒和垄断，加强各区域间交流合作，促进创新要素集聚水平的整体提升。三是提高企业创新国际化水平。鼓励企业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享科技成果和科技发展经验。促进企业利用好全球科技成果、智力资源和高端人才，鼓励国内国际双向有序流动。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牵头成立产业创新领域的国际性科技组织，参与制定国际标准。鼓励外资企业设立研发中心和参与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吸引国际知名企业设立分支机构，推进开放型产业创新。(李晓红)